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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程文炳:古之仁将 光明磊落


2017-05-02 作者:颍东区纪委


程文炳,字从周(1834-1910)清末安徽阜阳颍州东柳沟邨人。行伍出身,战功卓著,累官至总统皖省军务、九江镇总兵、湖北提督、福建陆路提督、长江水师提督,授资政大夫,建威将军,一品武官。于清宣统二年(1910),因病殉职于安徽太平府(今当涂县)水师提督任所,“壮勤”。


程文炳家风



      对于程文炳,清同治皇帝上谕嘉许:“皖军以程文炳为最”;曾国藩称赞他“有古仁将风”;兵部尚书彭玉麟荐举他“光明磊落、器局宏深”、“儒将可大用”;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评价他“决胜千里,克赞家声”、“其人通敏,不类武人”。

程文炳生于清末,长于战乱,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习惯于疆场奔波,风餐露宿,而不屑衣必锦绣,食必梁肉的朱门生活;平时节衣缩食,惜粮为金,从不靡费一银一铜。危情时刻,他可以首捐巨资,布厂设局,粥济灾民数以万计;需要之时,亦不惜代价,散尽家产,资遣流民返乡回籍。而与己与私、与家人、与部属,则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谆谆告戒,循循善诱,“平居不事家人生产”;将“不损公、不扣饷、不肥私、不敛财”当做人生之信条,对程家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文炳宅院正门)


古之仁将 爱民保民

 

同治四年(1865),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亲自指挥下,清廷调集各部清兵与皖北捻军任柱、张宗禹等部展开了长达七十余天的雉河集争夺战。最终,捻军战败,分东西两路撤离安徽,进行战略大转移。至此,皖省境内的剿捻战事告一段落。程文炳以功领总统皖省军务兼办善后事,清廷将战后安徽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对战俘的生杀夺予处理之大权,交给了程文炳。

曾国藩告诫程文炳曰:“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凡从贼而未反正者,悉捕治之,无使漏网。即已降者,亦当鉴于苗、李之故习,苟有反复,悉予骈诛。如诸将中有感于果报之说,以杀降为戒者,本部堂一身当之。”曾国藩要求程文炳对捻军众俘,除恶务尽,态度十分坚决。

      程文炳接到曾国藩的檄文后,禀复曾国藩说:“张、任余党,已全数北窜。所存者,皆无知之乡愚。昔虽从贼,固迫于贼势暴横,苟图身家安全。某统兵讨贼,终始其事,愧不能早日扑灭,以救灾黎。今贼去,又从而戮之,心实有所未忍。且自粤逆交横以来,亘十余年。皖北丁壮,非从贼而死,即杀贼而死,消磨几尽,人心久厌乱矣!顾此孑遗之民,断不至再有苗、李之祸。某愿以身家性命保之。”

      程文炳“愿以身家性命保之”的承诺掷地有声。曾国藩当年处理太平天国善后时曾以铁血手段著称,而此刻看到程文炳反其道而行之,又取得良好的结果,不得不由衷地称赞程文炳:“语语推诚,有古仁将风。尚望相机缜密,本部堂无西顾忧矣!”

       

                                  (程文炳宅院内景)


慷慨解囊,放赈救灾

 

      光绪三年(1877)冬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发生旱灾,光绪四年(1878)九、十月份山东部分地区发生水旱、风雹灾害。连续两年严重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1882年,河南巡抚之鹿传霖在奏折中追忆:“光绪三、四年间,大旱奇荒,非常巨锓,逃亡过半,村落为墟,以致民气过伤。”

      灾害发生之时,程文炳任江西九江镇总兵,身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家兄程文尉去世,消息传来,程文炳因过于伤心导致眼疾复发,便向朝廷请求回乡养病。在家乡期间,程文炳亲眼目睹逃难的灾民困苦流离,饿殍遍野,主动出钱出粮,上下奔走动员,协助地方官赈济灾民。有史料详细记载说:程文炳首捐巨赀,设粥厂十三处,饥民就食者约数万人。自秋至夏,全活无算。公犹恐任事者不力,炊饮先宜,乃巡历各粥厂,饭熟先食。程文炳在战场上是一位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战略战术家;在济民救灾上,他同样也能身先士卒,深入实地,亲自查看,临场指挥,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体现了他仗义疏财、鞠躬爱民、心细如丝、善于负责的良好品质。

针对此事,时任安徽巡抚裕禄十月二十日奏报云:“自上年入冬以后,豫省灾民率相南趋,……阜阳县在籍绅士、前任九江镇总兵程文炳于官厂首先倡捐,又自赴乡间洄溜等处倡设粥厂十三处之多,分养灾民二万七千余口。自七月起,在颍州、太和、界首集、亳州四处设立支遣局,将收养灾民陆续资送回籍。其逃亡东南各路者,闻信亦相率由皖北行走,径往兰生。又饬于涡阳、蒙城、怀远添设三处,又经资送过境灾民三万余口”。裕禄的报告,使朝廷更加信任和欣赏程文炳。程文炳的义举,在当地百姓和外来流民中亦引起强烈反响。一致认为:豫省“灾民北归,野无饿殍,公之力也”。


(程文炳宅院内景)


忠勇性成,治军廉正

 

光绪九年(1883),程文炳任湖北提督,他统辖下的楚军纪律松驰,士气日殆,军威不振,“兵但食饷,应卯而已”。程文炳到任伊始,便借用皖军章程,着手整顿军纪,实行“加饷抽练”之法,申军律,定课程,兵官宿营,次习劳苦,“骄惰者不能堪”。平时骄怠习惯的官兵,不满程文炳的操练之法,便有人造言惑众,煽动军心,“因谋为变”。面对变局,程文炳沉着应对,并义正辞严申明自己的观点:“治乱国,用重典;不如此,无以振军威”。一天,程文炳在演武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命陈斧钺,旌旗林列,军号齐鸣,战鼓震天,威风凛凛,豪气冲霄。程文炳对众将士说:“汝辈皆有身家,岂能叛耶!莠言我不信也。”此言一出,军心大慰。随后程文炳命令将造言惑众的两名带头人当众斩首,“将士皆股栗,莫敢枝梧”。程文炳接着说:“冤有头,债有主。大家不要害怕,只斩为首者二人,其余皆宽待。”紧接着下令:“限百日操成。否则,革责无恕”。从此,楚军上下将士一心,令行禁止,操演有序,史称“军容一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程文炳调任福建陆路提督,负责内陆军务及地方治安。当时的泉州僻处海隅,民风彪悍,崇尚械斗。地方官吏及当地宗族势力对此半昏半醒,不闻不问;有的不仅不思“消弭”,反从而“激煽”之;官场上下“恒视陋规之厚薄,定发兵之多寡,倖祸利灾习以为常”。完全没有法度,社会极为混乱。程文炳了解情况后,全部予以禁止。并规定从今以后,凡州县请兵者,必查实而后遣兵,不准丝毫扰民,“得赇者立惩之”。数月之后,当地的械斗之风渐渐平息。

按当时官场潜规则,官兵都守以下时有馈赠,提督办公费名曰“汎(泛)费”。即相当于现在台湾地区通行的可供首长个人支配的公务机要费。而程文炳对此不屑一顾,笑而“却之,一无所授”。并立即行文通告全军“著为厉禁”,一概取消。因此,程文炳在福建任职期间,治下的军队和群众都服其威惠。离任之日,送者塞途,清廷知道这件事后,嘉许他“忠勇性成,治军廉正”。


(程文炳宅院-静乐堂)


开放先驱,送子出国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大批有识之士伴随着国家的危亡而觉醒,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寻找富国强兵之路,程文炳就是其中之一员。

作为清朝的高级军事将领,程文炳有心看世界,并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二十七年(1901)程文炳派三子程垚章随中国第三批留学生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行为期四年的留学。三十一年(1905)又派四子程恩普东渡日本,学习政治和军事。

      程文炳一生共养育六个儿子,其中三个被派到日本,或留学,或侦探,或考察。三个赴日归来的儿子中,次子程恩培因创办实业有功,被清廷赐予二品封典,长期担任杭州、温州海关关长,为晚清对外贸易作出了贡献;他考察日本回国后所著的《东瀛观兵纪事》、《日本变法次第类考》两部专著,对近代中国的军事及社会变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花费毕生精力撰写并出版的《拙盦诗草》,使之成为太谷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因创办芜湖发电厂,成为安徽近代电力工业的主要创始人。

四子程恩普更是安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孙中山亲授图记,嘱回国后组织革命团体,准备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颍州宣布独立,就任淮北国民军司令,驻防阜阳。袁世凯复辟,他愤然卖地讨袁,为此荡尽家产;日本人侵占东北三省,他力主抗日,收得失地;因忧愤患病,于民国32年(1943)病逝于上海,蒋介石亲书挽言“耆德旧勋”四字以航空快件从重庆寄往上海,并制成匾额悬挂在灵堂前。(颍东区纪委整理,文字资料来源于阜阳著名学者李兴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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